引言
最南方的霍屯督人，看来只是从那些年在好望角定居下来的荷兰人那里学会炼铁的，虽然在更北一些的地方，他们是从班图人那里学到的。暂且不提物质技术方面，在他们之中必然存在着的极不相同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那种五花八门而且经常成为对比的效忠关系形成了一个或几个为欧洲人所遗忘了的或者前所未闻的世界。
这个部落世界的这种融合，往后看是原始共产主义，随着物质和社会的变化，往前看是有着剩余食物、劳动分工、商业和城市定居的文明，产生了非洲南部和中部这种以石头建筑并使用金属的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共生体。要把握住这种非常敏感而自我调节但在现实中有着内在的可变性的社会的实质，表面看来是原始的、工业尚未发展的、经常显得停滞的，但其结果却是一些伟大的发现和思想上的革命状态是需要充分利用想象力的。
它的工具是简陋的，但它的思想是丰富的。它的手段是简单的，但方法是复杂的。在理论上极端因袭墨守，在实践中却又勇于实验。最使发现他们的欧洲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非常容易考虑新的思想，接受新的信仰，试验新的方法。这种铁器时代的文明，不管它同诺曼时代欧洲的大教堂或但丁的诗句比较起来，它的成就显得多么简单，但它是解决非洲次大陆所从未解决过的问题时所获得的第一批胜利的产物。
一旦把这些解答和他们的起源的未知现实并列，人们就可以以另一种目光来看他们：法律和秩序、技术的进步、财富的积聚、知识的积累、对自然的逐步控制，这一切看来好象都是从真空中产生的。这可能不是一个纯洁和极乐的*金时代，虽然它的部落忠诚的道德往往要比以后的征战时期更为坚定、更令人称羡；但是以人类的术语来讲。它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阶段。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非洲各个不同地区的这些铁器时代文明的发展点是否都是同一个树干上的分枝。在他们那些用石头修建的住宅、灌溉、水土保持，他们的采矿和金属冶炼方面；在他们各种各样的配药知识方面；在他们那种把部落法律和习俗与中央集权*权的部落间的制度和贡赋制度相融合方面；在他们的贸易习惯方面；在他们对于传自非洲以外地区的新的植物和水果的种植方面；甚至在他们那种本地色彩的陶器方面，相似之处是如此之直接。
这些文化是否都是出于同一起源的呢？那些高高地建筑在彭格韦河山峡之上，经常隐没在山间迷雾之中的南方的山上的堡垒，是否起源于北方坦噶尼喀的平原和肯尼亚的高地，甚至埃塞俄比亚呢？仅仅在几年以前，这样的问题还会被当作无稽之谈加以否定。今天必须严肃地对待它。在未来的几年内，考古学可能会把恩加鲁卡同英扬加甚至马庞古布韦联系起来；可能会证明那些建立大津巴布韦的人的统治思想是来自遥远的乌干达的；可能表明这一切确实都属于“阿扎尼亚文明”的传统。
用亨丁福特二十五年前的话来说，“阿扎尼亚文明”已在“非洲广大地区留下了踪迹”。“腓尼基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被这样的问题所难住。在他们看来，这些早期的铁器时代的文化是来自大陆以外的一些拓荒者队伍所取得的孤立的成就。是航海的腓尼基人、南下刺探的沙比人、早期的阿拉伯船长及其数人马建筑了这些内陆城市，居住在里面，后来就失踪了。
当地的野蛮人就粗糙地仿造他们遗留下来的式样，并且沿袭下一种不属于非洲的低劣的传统。耐心的调查研究，否定了这种把过去归之于外来的描述，而表明了这些文化的本地实质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并且也导致证实它们是起源于一种初创的社会的并把它们的主要起源推溯到北方。如果说铁器时代西非的许多统治思想和技术是来自北非和尼罗河中游的话，铁器时代南非看来从其邻近的大湖地区，从非洲之角，可能还从尼罗河流域学到了不少东西。来自北方的早期移民可能为这些南方的荒凉的地方带来了许多思想。
这些思想经过几世纪的变化和修改，最后经常只保留了它们远祖的微弱的令人费解的回音。“腓尼基学派”全神贯注地倾听到这种北方的回音。尽管如此，他们对这种回音的含义的误解不应导致否定其本身的存在。因为在一个新的地方采用并首创工业尚未发展时期的办法来解决新的问题思对于大津巴布韦及其同类遗址的建立者来说，是具有中心的重要意义。津巴布韦及其他许多显示了力量的定居点的酋长、朝臣暗工匠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不是简单地抄袭了在他们之前的北方其他人的作法。
他们采用了他们所了解到的事物。叫在采用的过程中群产生了新的方式和结构素新的思想和动机、新的稳定以及新的进行变动和改变的刺激。他们所留下的标本，甚至是少数为考古学所发现并尽量加以保存的标本都是土述情况的令人信服的见证公会宝一老波斯耳特在年爬上了津巴布韦谷地废墟所在地之上的小山以后，大看到了山四块刻成鸟状面向东方的皂石”。其中之一现在保存在开普敦。这是他设法掘起并带走的，尽管陪同他前去的索纳向导竭力反对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三年后，本特发现了另外六只这样的鸟并带走了它们。其中有四只大的，站在柱上，两只小的。
他写道：“从我们发现它们时的状态看来，它们似乎是用来装饰山上半圆形庙宇的围墙的”。他认为这些鸟是用来体现鹰或兀鹰的，可能有崇拜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在内。他很快地把这种思想纳入他的“腓尼基理论”之内。他辩论道：在古埃及鹰被当作母系的象征，而希姆亚雷特时代一个南阿拉伯部落把兀鹰当作图腾。
他认为，毫无疑问，这些津巴布韦鸟“是同亚述人的阿丝塔特或维纳斯相类似的，代表着创世中的女性因素。对于腓尼基的阿丝塔特崇拜者来说这种同样鸟是神圣的，经常被高高地置于她的神庙之上”。要是本特知道了埃及那种对于阿蒙神的崇拜在西非传播到何等广泛的地步时，他一定会分辩说阿拉伯这种对阿丝塔特的崇拜传到非洲南部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既说得太多也说得太少。其所以太多，是因为这种南阿拉伯思想机械地传向南罗得西亚意味着这两个地区之间人类处于真空状态。
其所以太少，是因为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许多南班图人把闪电当作一只大鸟；他们立起了大鸟的肖像只是为了蒙蔽闪电把它送到别处去。除了艺术形式问题外，鸟的像是不同的，因为“闪电鸟”是不同的：南苏梭人想象中的闪电叫做海默尔科普，范达人把它想象为一只鹰，德兰士瓦西北各族人把它设想为一只火鹤。但无论如何这种崇拜流传极为广泛。瓦尔顿在年曾经记载道：“巴苏陀兰南部迪利迪利谷一个巫医的利拉帕的周围有一系列安置在高竿上的鸟的肖像”；在莫桑比克和德兰士瓦也遇见过这样的鸟像。津巴布韦的特点，无疑，这是一种长期定居、技术得到稳步发展的地方的特点在于它的鸟是独特地用石头雕刻出来的。这种思想可能是在很久以前从遥远的北方传来的。
即使是这样的话，随着时间的转移，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也已完全变成了非洲南部所固有的东西了。另一种模糊但又持久地来自北方的回音比较起来更站得住脚一些。大津巴布韦的人还把皂石刻成直径从十三点五时到二十一时大小不等的碗。在这些碗的宽阔的边的外面，刻着图画或儿何图形。这样的石碗，在非洲是很少见的。这里看来也好象是，津巴布韦文化的特点在于用石头来制作其他人用陶器或木材做成的东西。
确实，乌干达西部的人曾经制造过直径达四呎的圆盘，但这些东西已失去踪影，而且它们与其说是用石头做的，更可能是用陶土做的。津巴布韦石碗的有趣处在于：它们的修饰中有一些有着长长的“竖琴式的”角的牲畜。这种牲畜在非洲的东北部很常见。现在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还饲养着这样的牲畜。这种在牲畜方面的联系以及在津巴布韦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许多小小的石头圆柱－经常看来和阴茎相仿，可能是一种阴茎崇拜的对象，促使某些作者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刻成类似阴茎状的巨石，同罗得西亚早期居留地之间探索一种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
温莱特甚至曾经觉得可以辩论说那些巨石是加拉人建立的。加拉人是一种游牧民族，原来居住在索马里兰，而现在大部分住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瓦克利米和他的人民”，他追溯马斯乌迪十世纪对东南海岸的描述说，“是来自加拉兰及其邻近地区的，并且在公元年以前就已定居在南罗得西亚”；某些较大建筑物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建立的，他继续说道：自然而然地人们会设想是瓦克利米及其手下人建造了这些建筑物的。这种“加拉理论”事实上不见得比“腓尼基”理论高明多少。
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表明瓦克利米和他的人民是加拉人而不是班图人（或者作为一种古代人种的混合的原始班图人）；而且马斯乌迪除了对沿岸几哩的地方外，对于南部内陆的情况也并不了解。事实正相反，大量的关于迁移的传说表明瓦克利米不是加拉人。在大津巴布韦“卫城”的一个洞穴挖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之后，本特认为这“同在法耳默思港发现的一只”假设为腓尼基人所制造的“锡锭几乎一模一样”。
相同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本特又接着下结论道：“在被证明有着强烈的腓尼基影响的相距如此遥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两只铸锭”通过南罗得西亚皂石做的鸟等等而得到的证明“是确立古代津巴布韦的金匠曾为腓尼基人的市场工作这一事实的很好的推断性证据。”这又再一次推溯到示巴女王这位流传很广的夫人身上。事实上，津巴布韦的金匠在大约十世纪以后，并不是为腓尼基人的市场，而是为印度洋的贸易而工作的。不管他们究竟是怎样获得有关十字形或H形铸锭模型的概念的。
在古代，某些腓尼基人肯定曾沿东海岸南下进行贸易；并且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甚至在公元前七世纪他们曾环绕非洲航行过这些模型是尼亚萨湖上端和德兰士瓦北部之间冶炼金属地区所固有的。这些模型中所制造出来的铸件是几百年间非洲中南部贸易所特有的。既然本特所发现的模型是和一座冶炼金子的熔炉相联系的，同模型一起发现的还有一系列为火所烧硬了的里面还沾有*金的斑痕的土制小坩埚，那么它在津巴布韦显然是用来铸造金锭用的。
可能它们也是用来铸造埃德里西在十二世纪曾经提到过的那种供出口之用的铁，也可能是用来铸造那种使中世纪基尔瓦变得如此富有的那种铜。十八世纪后半叶，内陆当作货币的长达四呎的铜条以及捆在扁担两头的大量的圣安德鲁式十字形或H形铜锭还在流入莫桑比克。瓦尔顿说“尽管证据很零散，它都导致这样的结论：这种汉达锭”（即指十字形或H形的铸锭）“是在莫诺莫塔帕时期开始时从非洲的东北部传到南罗得西亚的”。简言之，这就是说，这是那种十至十一世纪在南部高原获得迅速发展的金属时代发展的另一面。并不是所有外界影响都是来自东北方的，虽然绝大部分可能是这样的。
某几种中非各地酋长葬仪中通常用的铁锣的式样显然是来自西北方的；进一步对于刚果和安哥拉的调查（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看来可能会加强这种同西北方的联系。不用灰泥胶合的石头建筑法是从埃塞俄比亚至德兰士瓦各国所通行的。有时建筑式样显然非常相似，有时又非常不同。亨丁福特在讲到中世纪肯尼亚高地“阿扎尼亚人”的住宅时说道：“最简单的常见的茅屋圈是在山坡上挖出一片圆形的凹地，地面基本是平的，出口开在较低的那一面，并以挖出来的土堆成堤岸状作为屏嶂”。
远在南方，可能在很久以后，罗得西亚东南高地的人民在茅屋建筑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虽然在他们之间相互还有所不同。约克·马森在讲到彭哈龙加和英扬加时说道：每一组住宅的中央“有一个石砌石鋪的圆坑，坑周围为泥土堆砌起来上面铺着石头的高台所环绕。台在向山的一面只比地面略高；在对面，台的高度则取决于土地的坡度。”这些南方的人，是不是就是在北方那些先于他们建筑这类茅屋的“阿扎尼亚人”的影响下发展他们的建筑术的？
约克·马森说：“所有这些建筑看来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而且看来好像十足是按照早先的设计而出现的。”要设想建造英扬加的人们是来自北方的，或接受了来自北方的移民，这并不困难；从而可以说位于北方的恩加鲁卡城及其南方的同时代的产物在建筑上的联系不仅仅是偶然的。但是，思想的移动，显然并不是简单地从北到南地进行的。在乌干达西部，在最近几年中考古学家们再次断定大规模土工堡垒的重要性。
这些在非洲是最大，也可以列入世界最大的土工之中。看来它们是在相当于津巴布韦发展强大的后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建立起并被占用的。这些同一个半传说性的统治阶级巴奇韦济，有着传统联系的土工带着许多津巴布韦及其同类建筑的特征的回音。正像马庞古布韦的要塞那样，比果要塞也是建立在河滩向南的一边。同津巴布韦的“庙宇”一样，比果土工的外形也是椭圆形的。它的某些壶罐看来同津巴布韦的壶罐相像，它的一些珠子也是这样。正像罗得西亚那样，这是一个广泛从事采矿和冶炼的地区。
对于乌干达西部这些巨大的遗址，现在还很难说什么。它们在年才初次由一个地区长官报道出来，考古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判断年代的标本，只是年，欣尼在比果所发掘出来的一条十二呎的沟渠证明了这里曾长期为人们所占用。乌干达西部的遗址，同津巴布韦之间的相似处是如此惊人，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偶合。当津巴布韦的建造者使用了大量的当地出产的石头，那些并无石头可用的比果人就用泥土来建筑。思想的浪潮究竟是向哪个方向传播的呢？
不论将来的研究能会发现什么样的细节，魏兰德肯定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答复。他以老练的洞察力在年所发表的见解为以后的发现所证实。那时他说：“比果远比津巴布韦更为原始，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比果更为年轻些。但这二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树干上长出来的。比果是一个中途枯萎的蓓蕾，而津巴布韦是一朵早期开放的花朵，二者都属于班图文化。总之它们的文化是从同一个根上生长起来的。”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许多这样的铁器时代文化。
它们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论是在肯尼亚或乌干达景色宜人的高地上，或者是在英扬加峻峭峡谷之上，或是罗得西亚起伏的平原；它们虽然是经过许多世纪的披荆斩棘的迁移、与更为原始的人混合并解决了一系列广泛的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早期的文明再一次表现出一种在非洲占统治地位的主题多样化的统一与孤立中的持续性。我们目前还不能清楚地了解他们。即使是对它们粗粗一瞥，它们那种明显的成就上的贫乏和粗糙的工具足以玷污它们的成就，缩小它们的伟大之处。但是他们把文明推向了空着的土地。
如果说东部和南部地区的这些成就现在可以知道一个大致的眉目的话，细节还很缺乏，而且在最近期间看来还要保持这种状态。今天所知道的比起二十年前来要多得多，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比二十年以后所可能知道的要少得多。目前的知识和研究水平，显示了几条大致的发展路线。
从考古学来讲，首先需要对公元年到1年期间，沿海地带的情况及其同内陆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更系统的了解；其次是对于内陆那些在考古地图上或多或少地、甚至还是完全空白的地区进行调查；第三，对于那些已经列名并部分地进行过了解的某些主要遗址进一步展开工作。除了考古学上的这些任务之外，迫切需要对于某些更为重要的阿拉伯古典著作作新的、合乎当前时代的翻译和再版工作，对于一些较次要的还没有被普遍了解或普遍能加以使用的阿拉伯作品进行搜集研究。此外，从欧洲的文献中肯定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东西，因为对欧洲一些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搜索工作远未结束。
结语
最后，对于部落传说的收集挑选工作仍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幸运的是，对于欧洲人来到以前非洲历史的考古工作已引起了学术界的严重的注意。例如，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所已经就这些问题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非洲人也正开始研究自己的过去。年春在加纳举行的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宣言中特别提到了研究非洲历史的必要性；就这点而论，结果也必然会提供新的款项和机会。